近日，房产税的新闻又多了起来。据传房产税已基本确定将于2011年初试点，目前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正在对 《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进行修订，以符合对居民自用房的征税，而相关试点城市也正在抓紧完善试点方案。

　　自2003年六个省市开始实行物业税试点空转以来，每隔一段时间，相关消息就会来次“抽风”。

　　从今年初开始，物业税换成了房产税，“抽风”的时间间隔急剧缩短，平均两个月甚至一个月就会如期而至。可时至今日，还是只闻楼梯响。

　　我在各种场合跟大家伙争议最大就是说，包容性中国市场房地产市场化从98年到现在12年时间，咱们是过于不包容房地产这个行业了，因为这个行业不应该全都是商品化开发，应该要有保障房。现在的保障房和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以前98年当时就是经济适用房，要占到整个住房供应的70%，现在的保障房确实应该是加大供应，但是保障房形式是多样化，一个是回迁房，各种类型的改造，这个解决了大部分的城市居民的问题，这个应该说是做的挺好的，现在这一部分也加到保障房里面，滥竽充数也好，它可以这么算。

　　但是我们看到除了这种类型开发，然后就是廉租房，廉租房从当时定位就是给城市最低收入人群，给城市的低保人群，残障人士定位的，因为它的配件不可能比例太高，太高的话可能商品房又价高了。廉租房不应该普及到中档收入人群，那么中档收入人群国务院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个调门就是公租房，而且公租房中央部投入，社会也不投入，就是引进资金。

　　那么包容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我不管别人怎么想，甚至高层怎么想，我想讲我的观点，就是商品房任由它发展，放开，不要现在过于的这种调控方式，这种调控注定是失败的，这是对于商品房。那么商品房不以这种方式调控，如果拿现在政策打压，商品房配件就做不到，现在地方政府很省事就把保障房配套到商品房里面去，当然这种配件对于商品房开发，对于以后未来城市的拆迁安置成本，对于土地成本提升这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方式天价的方式必须停，保留的话也只能保留到10%，这就需要咱们中国目前居住理念改变，就是80后，90后，就是不要非得买房，可以租房。

　　最近媒体报道称：中国明年拟投资1.4万亿建1000万套保障房。我们要注意关键的几点：第一，公共租赁房将占主要部分；第二，2011年的1000万套保障房投资将达1.4万亿元，将达到全国房地产投资规模的五分之一左右；第三，尽快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投融资和建设机制；第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立的融资平台不在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范围之内；第五，公积金闲置资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引入社会资金是保障房建设的长效机制

　　我们看到的是引入社会资金投入保障房建设，也注定是保障房建设的长效机制，而且保障房公租化也越来越明显，原因是产权类的保障房存在土地权属限制，不宜继续推行包括经适房、限价房等在内的产权类型的保障房。

　　12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京商务中心区（CBD）核心区（“中服”地块）6幅地块招标于早间进行，6幅地块最高报价合计达238.324亿元。和讯房产连线全经联研究院副院长陈宝存,陈宝存认为，中服地王的出现很正常，肯定会拉高北京房价。

　　陈宝存认为，现在随着拆迁成本的提高，收储成本也越来越高，必然使得地块出现“难拿”和“高价”的局面。随着中服地王的出现，周围房价也必然上涨。

　　陈宝存还说，现在建设保障房和公租房的钱，都需要从地块中出来。所以未来房价只能沿着上涨趋势向上走，未来地王只能是更多。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住房政策和市场调控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剧烈，从量价齐升到量跌价平，再到量价齐跌，现在又回到了价平量低。

　　谈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难点。仇保兴分析说：

　　一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刚性需求。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是城市化率达到80%，刚性需求减少的时候，泡沫就爆了。现在中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每年大约有1500万的农民进城，住房刚性需求旺盛，所以调控难度非常大。

　　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被日益边缘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而这部分人群，上有老要养，下有小在啃，而面临的是地产调控与经济转型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行业被关停并转的影响，这部分人的失业率会随着转型和调控深化明显增长。

　　2010年01月10日《羊城晚报》报道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应聘工作被拒的新闻很有现实意义。卢展工1月7日在焦作市人力资源市场“应聘”一公司媒体发展专员，却因“年龄大”遭拒。我们不禁感叹“4050”人员求职不易、生活艰难，而这部分人群加上60后，恰恰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主要群体。我们知道的是，77年开始恢复高考招生，最初几年的录取率极低，以我参加高考的81年为例：大中专生合理录取27万，高考参与者加上老三届大约500余万。95%的参与者享受不到高等教育，那么这部分人群的绝大多数已经被就业边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很难产生转变，更不可能适应我们的高科技转型思路。而地产调控造成房地产相关行业的萧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只能是50、60年代正值壮年的群体。这部分人群被忽视是没有道理的。

　　这也是我自始至终反对二次房改提法的真正原因。我们试图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而采取的所谓新政，实际是剥夺了最底层人群的就业问题，也即是中年人的生存权被剥夺。

　　昨天在与著名唱衰派博主“北京酋长”的沟通中，他认为我考虑的才是真正的民生，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在我的很多文章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心，一直是主要思维。只是，很多人断章取义，没有看懂我的文章而已。

　　在城镇自有居住率达到87。8%的当前中国，居住问题早已经解决。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轨迹决定了市场供应应该倾向于改善性住房，倾向于自有居住率更高水平的提升。而城市建设的提速与居民居住水平的提高，我们更多的倾向于依靠商品房高价与土地出让收入提高，来补偿被拆迁安置居民的住房升级。实际这是二次分配的最好方式。我们的城市发展，恰恰是高收入群体的住房改善梦想，支撑了房改十年的一般百姓的住房改善之梦。这也是城中村、危陋房、棚户区等等改造升级的基础。

　　而目前的所谓房地产问题，实际是不存在的。个别群体的夸大性宣传，个别人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使得正常的市场过程被日益歪曲，地产被妖魔化、政治化的倾向，使得我们不能不依靠的最大民生支柱产业，被屡屡的调控折腾的乱七八糟。而更错误的政策基础是对行业的全面判断失误。

　　我们寄希望的保障房建设提速抵消商品房未来投资的萧条，实际是不可持续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关心的是其中之一：“2010年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2908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5.6%，土地购置费7111亿元，增长83.7%。”在强力打压的2010年，土地购置面积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土地购置费的增长速度，这是未来商品房市场，乃至保障房中公租房建设最大的压力所在。

　　我们所谓的房产税制的改革，也确实与房价问题无关。数据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3039.5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520.64亿元，增长22.4%。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54504.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02.18亿元，增长20.6%。

　　这就是我们目前财政体系的真实情况。而地方财政更多的城市濒临崩溃的现象，在现行体制中，不会得到任何缓解。而过度通过行政手段的反市场化调控，只能是加大行政成本，解决财政问题增加新税源的压力将无法得到解决。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房产税也好，物业税也罢，真实的目的只是增加税源。而目前土地出让环节的现状，地方土地财政已经被日益弱化，急于有替代土地出让净收益的税费出现，必然被地方政府追捧。只是，不要以降低房价的名义，匆忙推出实质上只能增加居住成本的税费项目。

　　某报报道：据了解，用人市场针对35周岁到40周岁左右失业人员的岗位，除少部分针对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水电技工等专业人员的外，大多是保洁员、保姆、打更等工种。一些中年失业人员还谈到，因为就业渠道窄、信息比较闭塞，就像保洁员、保姆这类的岗位，想应聘成功也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对招聘单位的了解，从岗位从业要求以及人事等方面的考量，用人单位首先会将从业人员的年龄根据不同的岗位限定在35周岁或40周岁以下，其次再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技能等方面加以限定。一旦录用超过40周岁以上的失业人员，还将面临这些员工在工作一定年限后便要退休的问题。而40周岁左右的失业人员很少有社会保险，一旦录用他们也要面临着如何为他们解决上保险的麻烦。虽然在某些方面这些中年人会有所长，但从大局考虑，录用此类人群的弊大于利，所以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会尽量避免录用他们。

　　以中年人的知识结构，选择的工种极为有限，而农民工群体中，中年人的比例并不能减少，试图高科技与高效生产力的行业，对于中年人的就业来说更是巨大的压力。目前的产业结构转型，在高科技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为主的转型中，一定要考虑到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转型要求人群的就业问题。稳定和谐的基础在于保障基本生存，而不是保障夹心层的住房问题。这一点，需要为政者的大思路。

　　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掩盖不了北京交通事实上几近崩溃。从9月17日小雨中的北京全城大拥堵，9、10月份的堵城成了常态。

　　北京交通禁行并没有改变北京拥堵的现状。昨天乘坐了一下地铁，89年到92年，第一次生活在北京的记忆中，地铁很舒服，人少快捷。而现在的北京地铁，高峰时段像注满了饺子和汤圆的大锅，不敢设想。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北京三元桥在我的记忆中是郊外。89年最初在华都和丽都饭店上班，坐车是从东直门做到京顺路大约4环外再向回坐到华都。92年搬离北京，三环路正在修建。而目前的北京，生活半径如此之大，跑路耽误了很多事。

　　10月15日的《京华时报》报道：“昨天（10月14日）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陈贵在文中说，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

　　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所以，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加大一切在京成本是唯一的生态门槛。”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段话很实际。早在我的文章《陈宝存：“首堵北京”，房价不涨又如何？》和调侃潘石屹的《陈宝存：把北大清华等名校搬至甘肃似可缓解北京拥堵》文章中，对北京的交通现状和人口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中引用的交通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对北京人口与交通状况的预测，给我的感觉北京拥堵十分难以治理。

　　据《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北京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分析称，北京市目前机动车保有量超过450万辆。据预测，到2015年机动车更有可能达到700万辆。机动车膨胀的背后，是一个日益庞大的巨人北京。据预计，到2015年，北京市人口将超过2000万。2009年，北京市一年增加了60万人，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国外大城市。

　　市民们的购车速度令人惊讶：2007年5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300万辆大关。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

　　相对于高昂的房价来说，轿车的价格相对来说是很低的了。买不上房先租赁解决住房问题，但是交通半径的加大，似乎车已经成为年轻时尚一族的首选。现有的交通拥堵状况下，五年增加轿车250万辆的代价太大了。不单单是交通问题，居住环境与碳排放的压力，使得北京将成为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

　　对此问题，我开出的药房只有是东西部城市、一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城市差距进一步缩小。而目前资源集中在东部，集中在东部一线城市的状况很难短期内改观。而城市化进程实际是自发形成的向资源集中和市场发达的地区转移，城市化概念，不过是先知先觉者对行政管理的推动。并不是从上到下的城市化要求。

　　浙江村以及黄光裕们的进入北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他们已经获益极大，但是，后来者还要学着走他们的道路。这也是北京年均增长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主要原因。

　　但是，城市间的差距，人口向西部重点城市流动，在高昂的居住生活成本挤压之下，未来的成都重庆，一定是现在的京深沪穗杭。这些城市的房价，也自然会在上升的通道中。这是不以行政者和百姓意愿而转移的市场因素。

　　尊重市场很重要，但是在我们的行政理念下，尊重市场很难。

　　连日来，保障房建设已经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据报道，近日由北京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旧宫三角地保障房项目部分在建工程结构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经检测和专家论证，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拆除B、C区6栋楼地上结构部分，另外两栋楼进行局部加固处理。保障房项目问题再一次受到关注，凤凰网房产及时连线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副秘书长陈宝存，他对中国保障房建设的相关问题给予分析。

　　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副秘书长 陈宝存

　　对于保障房的质量问题，陈宝存认为这还得要反映到市场方面。保障房的市场机制一定要解决，包括保障房建设成本问题。建设成本要是强压给开发企业（不管是国企或民营企业），保障房建设或不可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