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不少新鲜词汇。这些新鲜词汇有的和外来文化的入侵有关，比如“麦当劳”，“摇滚乐”，“牛仔裤”，等等；有的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比如“农民工”，“炒鱿鱼”，“海龟”，等等；有的则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关，比如“电邮”，“网购”， “动车”，等等。近年来又出现一个传送率非常高的新词“房奴”。“房奴”意指沦为房子奴隶的人们。学术界给奴隶下的定义是指“人身完全为主人(包括公家)所占有的服役者。”为了还清购得一套房子的贷款而终生服役者当然是“房奴”隶最贴切的描写。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层面的定义，一个肤浅的，表面的定义。更深层的定义则是思想和人格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政治学》中给奴隶下了一个定义，很精辟：
　　（1） 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而为奴隶；
　　（2） 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也就成为了别人的所有物；
　　（3） 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其所有者可以分离的。
凡是能满足上述的任一性质的，均都可以奴隶视之。然后亚氏又进行了一番研究，认为“那样的奴隶是否天然存在于世上；对于这样的人，奴役恰好是他的本分而且也是合法的制度，或者相反，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  笔者当然认为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
亚氏所下的定义如此精辟，不仅适用于事实上契约关系上的奴隶身份的人，同时也适用于非奴隶身份而在精神上从属于他人的自由身份的奴隶。最近国内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蜗居”。主人公郭海藻正是为了房子在精神上从属于宋思明的自由身份的奴隶，变成为宋思明的“一笔财产（一件用品）”，这笔财产（郭海藻）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宋思明）的一件工具（性工具）。难怪郭海藻抱怨说“他想要的时候就要，不想要的时候就不要。”
自古以来，在契约关系上被他人占有为奴隶的人不少，但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奴隶起义和反抗正好说明契约关系上的奴隶往往有着自由的思想和人格。人的最可悲之处莫过于既是契约关系上被他人占有的奴隶，又是精神上和人格上从属于他人的奴隶。
今天的“房奴”可谓是既是契约关系上被他人占有的奴隶（郭海萍)，又是精神上和人格上从属于他人的奴隶（郭海藻）。任何“房奴”都不可能活的有真正意义的人的尊严！
既然有房奴隶，当然就有房隶主。此处的房隶主并非房子，房子只是房隶主的物质形式的替身而已。那么当今的房隶主是谁呢？显而易见，房地产开发商首当其冲！
请看！

开发商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没完善。竞争能促进效率和公平，但竞争必须是基于市场信息的完全对称和透明。没有这个前提，竞争就会成为奸商的护身符，成为贪官的挡剑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一个行业的长期利润应该是趋于零，这是因为市场信息的完全对称和透明，进入市场完全没有障碍，是企业健康竞争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开发商正是在一个成熟市场机制下健康竞争，为此他们的年利润额一般都在10%以下。而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则是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机制掩护下垄断操作，投机欺诈，恶性竞争，长期以来其年利润额一般多在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乃至80%以上。有开发商会说：“房奴”皆是自愿为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嫌房价太高，你们可以不买呀！何必将自己沦为终生奴隶呢？你们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那些“天然存在于世上；对于你们这样的人，奴役恰好是你的本分而且也是合法的制度”。然而，在笔者看来，“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包括“房奴”。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可爱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怎样串通银行和地方政府让普通市民沦为房子的奴隶的。
1） 囤地投机：
 “上市公司囤地现象非常惊人，根据它们的公开年报简单分析，以这些公司开发的建筑面积来计算，它们的囤地规模，最少的也在20年以上，最多的超过100年。”潘石屹2009年10月8日说。同时新闻晨报记者调阅相关资料发现，某开发公司2008年至2009年中期，可储备土地为1288万平方米，而当年实际开发土地仅为9万平方米，其土地储备可供开发年数长达143年。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开发公司是列表中囤地最少的一家，表中囤地最多的开发商是该公司的4倍 。现在是囤地的比建房的更赚钱，而囤地无疑造成土地稀缺的假象，加之贪得无厌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炒地，推波助澜，制造出无数地王，导致土地价格以加乘速度不断攀高，最终将房价推成天文数字。
2） 捂盘、囤房、惜售
中国人历来有一个习惯，买东西喜欢跟风凑热闹，一听说哪个楼盘看房、买房的人很多，那些想买房者便跃跃欲试了。开发商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盲从心理，在营销方式上狠狠地“玩”购房者。比如一个楼盘，刚开盘时起价在20，000元/平方米左右，然而楼盘修建好了，竣工备案证也拿了，开发商就是迟迟不开盘，而只是搞内部认购，对外制造房源紧张氛围，用不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起价就会上升到了25，000元/平方米。房产社区开发商拿到了预售许可证不开盘，先搞内部认购，这种做法并不违规。其基本做法是：先不公开销售，搞内部认购，过一段时间宣称房子已经不多了，再不登记，开盘时想买也买不到了，而且现在通过内部认购的房子价格相对较低。开盘以后，房价铁定要涨。这样营销，令一些购房者趋之若骛。房产开发商为了给大家一个总是开盘的印象，明明几个可以一次性推出的楼盘，分几批推出，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后面开盘的房子都可以提价。更有甚者，最近北京常常可以看到数千人排队抢购几百套房子的场面，甚至要通过摇号确定选房资格，然而，摇号选房不过又是捂盘的新手段。开发商拿到了预售许可证马上开盘，可是开盘的只是少量较差的户型，并要求购房者摇号选房，如果摇中号后不要，就得失去5万元的手续费，如果想要好的户型，那就得找内部人，支付十万元左右的好处费，否则就得看着房价天天涨 。据东方卫视最近报道：上海宝山保利楼盘去年11月拿到预售证，可是到今年元月才开盘，捂盘一个多月，一套房子就涨了10多万元，一个楼盘就多赚1,000多万元 。近年来，开发商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窍门，就是把备案价格做得高于市场价，所谓的捂盘惜售基本上也都是通过做高备案价格来实现的。虽然开盘价是25,000元，但备案价格做到35,000元，不想马上卖的房就用35,000元的价将人吓走，只要将捂盘惜售的价格维持在备案价，政府就对开发上的捂盘惜售无可奈何。前不久，上海的《青年报》引用一位开发商的话说，只要把稍微好一点儿的房屋拖上一两个月再卖，就可能涨15%，这些都是多出来的净利润。
3） 卑劣营销
有的通过“假按揭”、“自买自卖”等搞“虚假繁荣”，恶意哄抬房价，或集中签约来制造抢购场面。
自己的房子自己买
“自己的房子自己买”是抬高房价的方法之一，楼盘预售时，公司的资金非常紧张，这时候开发商买下一些相对好销的房子，甚至“雪藏”几个单元甚至一整幢楼，对开发商来说，不仅可以用微弱的利息套现，而且可以在楼盘销售的中后期抬高房价。具体操作方法是这样的，开发商开出假的销售单据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作为房屋的购买者，并把房屋的价格尽量抬高。因为银行放贷给个人购房的利息极低，首付不高，每个月的还款更是有限，而只要开出发票，银行就会把这套房屋的全款打到开发商的账户上。楼盘做好后，开发商只要到银行办理一下退房手续，楼盘就又可以上市出售了。这时，楼盘配套齐全，各种功能具备，房价远远高于刚开盘的价格。而开发商这样既套了现金，方便了自己开发房子，楼盘又卖了好价钱 。
安排“房托”买房子
这一狡诈之术也是开发商经常玩的套路。安排“房托”买房子，就是开发商自己买自己的房子，然后进行倒卖。这些“房托”大都是开发商自己的亲戚朋友，所得的暴利都会进开发商的腰包或者与家人分享。安排“房托”倒卖自己的房子，操作方式比较简单，有一些开发商可以说是运用得轻车熟路，一套户型比较好的房子，会安排“房托”转手几次，房子价格涨得离谱。比如一套房子最开始20万元起卖，“房托”买后，转手把房子卖给另一个“房托”，这时，价格达到25万元。这个“房托”也不会真的要房子，他会立即把房子转卖给下一个“房托”，达到30万元。这个“房托”如果把房子卖给真正的购房者，价格绝不会低于30万元，有的达到30多万元。这其中，经“房托”操作后，房价涨了10多万元。
制造虚假信息
每个楼盘预售时都有销控表，销控表是售楼处张贴的楼盘销售进展的信息表。可别小看了这个普通的表，其实它的意味比较多。购房者看中一套南北通透、卧室双朝阳的房子，但销控表却会显示该户型的房子已经售出。售楼小姐同时会一个劲儿向他推荐其他户型较差的房子。这其中的奥秘就出在销控表的小红旗上。其实，一般情况下，开盘没几天，或者还没开盘，开发商就会人为地在销控表上插上不少红旗，以显示楼盘销售旺盛。其目的一是把那些比较好销的主推经典户型“雪藏”，差一点的房源先处理掉，好的留到现房或准现房时加价出售。二是赢利更多。开发商在开盘时，一般会把价格定得低一些，但通常是该楼盘楼层、朝向最差的一间来吸引客户，而一旦有客户来购房，却是高价格了 。
4）扑朔迷离的成本
搞商业活动就得有成本，经营得道，合理的成本就会产生合理的利润。我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一直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官方说：“这是商业秘密，不可告人。”开发商说：“成本成本乃我成功之本，岂能奉告？”事实上，在成熟健康的市场机制下，一个行业的平均成本从来不是秘密。之所以我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成了秘密是因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肮脏。将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统统打入房屋开发成本且不论，就行贿成本一项就让人目瞪口呆。新华社记者胡锦武去江西某地采访时，有了一个说是惊人其实又是早在人们预料之中的发现。“由于工程建设利润过高，施工单位之间竞争激烈。为获取工程，将工程造价的5%至10%列入‘公关费’预算，专门用于行贿，竟成为当地建筑行业的潜规则甚至公开的秘密。”2006年9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据也显示，当年前7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就占了四分之一 。安徽省安庆市的一家房产开发公司，在承建商品房过程中，竟先后分别向该市建委、规划、物价、人防、房产等有关部门的19个负责人行贿。其中科级干部11人，科级以下干部8人。涉案金额达到100多万元 。这一案例还仅仅是我国官商勾结的冰山一角。这里我们说的还只是工程建设上的行贿，如果加上为了获取理想地块和优先贷款所行的贿，那么这些“阴沟成本”就占了最后房屋成本的相当部分，而“阴沟成本”最终要“房奴”埋单。如果翻看近年来有关贪官的报道，我们不难看出很多贪官与土地腐败有关，成克杰、田凤山、慕绥新、马向东、孟庆平、杨秀珠等无不是土地的“操盘高手”。

笔者并不反对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正当的盈利，通过健康竞争获取正当的盈利是无可厚非的。商业实体的存在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们要为股东负责。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去开发房地产，以解决我国百姓的住房所需。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趁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竞争秩序还杂乱无章，中央政策还不够一致，大搞投机，卑劣营销，而获取暴利的房地产开发商不仅仅应该受到口诛笔伐，得到道德上的严厉审判；而更应该受到中央相关政策的严厉制裁，得到财务上的彻底虚脱。在某些开发商的眼里，卑劣和利益相辅相成，整个世界只可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们的膝下拥有千千万万个在契约关系上（通过房屋形式这个替身）被他们占有的“房奴”。这些“房奴”为维持“房奴主”们豪华的生活方式透过偿还巨额房贷而终生为开发商服役。在我国，哪一个“房奴主”不是腰缠亿贯，住有豪华别墅，行有宝马奔驰，吃有万元大餐，玩有上天入地。十余年来，我国一直在追逐了一条创新兴业，科技建国的道路。但奇怪的是，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前10名拥有百亿财富的富豪中有一半是房地产开发商 。相比之下，全球排名前十的首富和美国排名前十的首富中却没有一位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大多与高科技相关。
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们昼夜之间变成为“房奴主”并非偶然，这些“房奴主”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法规环境还不够完善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同时，这些“房奴主”的产生也受到了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培育和支持。最终，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将广大的“房奴”们紧紧地拴在其膝下，让“房奴”们为其永无终止的利益追求而终身服役。下面我们来看看银行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参与房地产利益分配的。

银行
银行的职能是吸收闲散资金，将其投放到生产所需的各个环节中，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充当的是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中介。如果银行高效地使用老百姓寄存的薪酬剩余，那么存款利息和放贷利息之间的差应该是银行的运营成本和合理利润，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银行是闲散资本和商业实体之间的一座桥梁，所以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银行就应该对老百姓的钱负责任，放钱到高效率的企业，监管滥用老百姓的钱的企业，更要打击那些用老百姓的钱通过不法手段来剥削老百姓的企业。但是，如果银行偏离了正常的运营轨道，勾结房地产商损害养活他们的老百姓的利益，那么银行则应受到鞭笞。
银行本无钱。银行的钱来自于老百姓通过劳动契约所获得的薪酬剩余。银行首先以最低的存款利息将钱从老百姓手中积聚起来，然后再一方面以高利息放贷的形式借钱给房地产开发商，先赚上一大笔，另一方面又以高利息房贷的形式借钱给购房的百姓，再赚上一大笔。也就是说，银行先是给房地产商贷款，使其有生产“房奴主”的物质替身的原始资本；其后银行又贷款给“房奴”，使其成为契约关系上被“房奴主”占有的奴隶而终生为他们服役。在整个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老百姓失去了劳动价值意义上的人生自由，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房奴”的身份，而实施这一有效买卖的纽带正是银行。
在参与巨大的房地产利益的分配过程中，银行是怎样漠视自己的投资监管职责的呢？
第一，“假按揭”，从本质上看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虚假的购房合同和购房人基本情况等材料，骗取银行信用并非法取得银行按揭贷款的行为。在商业银行的部门设置上，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归口个人业务部门管，属于零售业务范畴，项目开发贷款由公司业务部门或专门的房地产信贷部门管理，属于公司业务领域。前者具有利率优惠(一般为5%)、贷款期限长(最长可达30年)、审批手续简便等特点；后者具有利率高(一般为8%-10%)、贷款期限短(一般为5年)、审批按项目标准审批手续复杂等特点。在利益驱动下，不法房地产开发商会伪造假材料骗取按揭贷款。但是某些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和各种目的，助纣为虐，配合开发商搞假按揭，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纵容或配合作假现象，制造楼盘旺销的假象，借以抬高房价 。第二，2007年9月，央行和银监会为了打击炒房行为，降低银行风险，提高了第二套房的贷款标准，可是，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对第二套房放松贷款政策，一些楼盘买第二套房，还可以按第一套房的首付比例和利率办到按揭，银行对第二套房贷打擦边球，不仅能赚到更多的利息，同时还能降低自身的风险，然而，表面上违规给购房者也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实际上更大的风险被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第三，中央去年的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投放的数万亿资金没有有效地运用于企业创新改造和教育的投入，从而使我国的企业失去了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积极创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全球竞争力的机会。在这里，银行在监管上是有相当的责任的，贷给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的钱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难怪十个地王九个是国企。2009年全国9万亿元新增银行贷款中，约有六分之一流到房地产市场。而且前11个月进入房产市场的信贷金额高达1.6万亿元，比去年的同期增加达60％，囊中拥有巨额的银行信贷金，开发商们有恃无恐，争先恐后的争做地王，搞得地方政府乐不知天，喜不知地，高高飘升的地价直接推动了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飞涨。

地方政府
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是房价不断升高的罪魁祸首之一，因为地方政府是高房价的巨大利益分配方 ，而中央政府为控制高房价而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则是有嘴无牙，对日益升高的房价无能为力。最近建设部发文通知600多为主管市政建设的副市长到京开会，商讨我国的房市大计。可是与会者却只有寥寥200人，不及邀请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市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新一轮政策措施不以为然。事实上,自“国四条”，“国十一条”颁布以来，我国70个大中城市今年元月的平均房价同比上涨了近10%，而二月的平均房价同比上涨了10.7%；更有甚者，海口市的新房价格元月同比则涨了35% 。由此看来,国务院颁布的“国四条”和“国十一条”是不是又会同2006年颁发的“国八条”，“国六条”有同样的命运，越整治越涨价。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后土地所有制实施了全面的改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实施而土地全民所有制在城市实施 。农民在农村要建房不需要给政府付钱卖地，除了耕地以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多高多大的房没人可以干涉，反之政府或房地产开发商要征用农民的土地则需要从农民手中购买。深圳的原有农民现在个个是百万富翁已不是新闻。他们腰缠万贯不是因为他们辛勤劳动而来，而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一块土地。同时，城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其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依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镇公民对城市土地都有一份拥有权和使用权，而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行使的只是人民赋予的土地的管理权和监护权。既然如此，那么地方政府就理应用本来就属于人民的土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用本属于人民的土地来高价盘剥人民，致使他们沦为“房奴”。
按照公开数据，2009年全国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丰厚，达到了1.6万亿元。其中，杭州市以创纪录的1200亿元夺魁；上海已成交土地也过千亿元，稳坐亚军；而北京市经营性用地收入在928亿元，获得季军的桂冠。我国2009年70个大众城市土地出让金是2008年的140%。每次地方政府的土地拍卖会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拍卖“房奴”的盛会。君不见，龙湖地产旗下上海公司联合集团控股股东嘉逊发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最近以总价约17.29亿元人民币、楼板价约1.2万元/平方米夺得嘉定新城2幅地块，与底价相比溢价率高达417%。无独有偶，2009年10月在南京，浦口区花卉大道的住宅一地块底价2.6亿元，成交价8.1亿元，拍卖溢价幅度是312％。同时2009年12月23日，国有企业中国建筑的子公司中建地产，以37.2亿人民币买到上海新江湾城C6的住宅用地。当时起拍价是17亿元，拍卖的溢价高达119％。应当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在着整个过程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者。不管地方政府投机的动机（如地方财政考量）和理由如何，在制造房地产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过程中，做的其实是拆房子、倒地皮的活动，通过“饥饿供地”以拉动房价，从而大牟其利 。近些年来，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逐渐的由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演变为逐利型政府。
在我国，一个地王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更上一层楼。一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现在内地的城市已不少见，但月入万元的家庭却在我国人口中占有极少的比例。杭州市上城区2009年的楼面地价竟然高达每平方米4.6万元，而2009年杭州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为2.1万元，也就是说，一个杭州老百姓一年的收入连买半平方米的楼面地皮都买不起，更不要说半平方米的房子了。如果一个杭州市民想要在上城区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他全家就得不吃不喝的辛劳近400年，落得个6至7代人全沦为房奴隶。拍卖土地造就无数地王的公开信息无疑地使人们对房价上涨有了一定的预期，现在不买房将来就更买不起的预期伴着房地产商的囤地捂盘行为使得房价直冲云霄。在一年一度的地方政府财政丰收的庆功会上是“房奴”们的声声叹息，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震耳的鞭炮声，成千上万的“房奴”在优美的庆功交响乐曲中诞生了。最后就连这庆功会也得“房奴”们埋单。
除了政府从土地的拍卖上获取暴利以外，和房地产相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60项左右）也给已经是高不可攀的房价雪上加霜。结果导致房价的40%左右直接与土地和税费相关。
如果政府还是百姓的政府，那么他们就应该以民生为大。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政府应该将卖本属于老百姓的土地所赚的钱还之于民，至少应该将其中的30%,50% 或75%用于为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建廉价出售或出租的安居房。遗憾的是，政府只用了其中不到1%的钱建廉价安居房。即便如此，广东省去年保障性住房用地仅完成了计划中的60%，而深圳计划要修建的1.4万套保障性住房也没有完成多少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省市比比皆是。原因非常简单，建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图利甚微。最近和讯网就我国2010年经济走向调查了100位经济学家，其中六成认为2010年的房价还会涨。可见专家们对地方政府能否认真执行中央的《国四条》，《国十一条》并无信心 。
那么，这些卖地赚来的钱上哪儿去了呢？除了其中一部分用于正当市政建设外，另一部分则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我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自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每年万亿元，其中，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约2,000亿元。目前，我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在我国被称为“三公消费”，几年前就有政协委员统计说，“三公消费”每年耗资万亿元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难怪地方政府急于炒地，“三公消费”需要钱啊。
多少年来，大到修建豪华政府楼堂馆所，小到一元钱的公务员丰盛午餐，更不用提改革开放30年来外逃的4,000多位贪官平均每人卷走一亿元 ，哪一样不是需要纳税人埋单？除此之外，所有国家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的员工均能享受单位补贴的廉价集资房，这丰盛的补贴款不是来自于上天的恩赐，而是来自于老百姓的纳税钱。在济南，被称为“富人区”的阳光舜城的8栋“省直机关经济适用房”，每套都在160平米至300平米之间，全部以1,900元/平米的均价卖给了省直机关干部。在北京，2007年盖的一批高档房，市价为15,000元/平米的住房，以4,000元/平米卖给了中央直属机关的高级干部 。也就是说，当一位中央高级干部购买一套200平米的套房时，纳税人就替他们交240万元的房款，这些党的高级干部只需缴付80万元就可获得价值320万元的豪华住宅。这让笔者想起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儿子1995年买了两套房子，因为享受了7%的合理市场优惠，时任总理吴作栋下令立案追查，最后以李光耀将这7%的优惠款捐给慈善机构才平息此事。如今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都有一到两套，甚至更多用纳税人的钱补贴而来的廉价集资房，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以上已不为稀罕事，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均40平米住房面积，并且还不用花很多钱，因为房子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是纳税人在替他们埋单。如果将这些纳税人埋单的购房差价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在我国建上几百万所希望小学是绰绰有余的。
因为有纳税人埋单，目前获取国家公务员资格或进入国家事业单位任职是逃避沦为“房奴”的最有效途径。难怪2010年招聘国家公务员竟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审查通过人数达146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1∶93 。2008年的公务员竞争更是只能用白热化来形容。比如农业部办公厅综合处科员只要一人却有3,592人报名，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团工委青联部招一名主任科员有2,287报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人事教育司干部人事管理司计划招两人，仅通过审核的就达7,914人。这一寰古未有的奇观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央机关，各省市公务员的竞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别的我们先且不论，假如国家仅用“三公消费”款用于建廉价安居房，供需还会紧张，房价还会飞涨吗？我国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主要的35个大型城市居民2009年的人均收入为15,000元/年左右 。参考国际经验，房价、家庭收入比大致是1:3—6左右。以一家三口计算，这35个大型城市家庭收入为45,000元/年。也就是说，以房价、家庭收入比1:6来算，中国大城市的一套房（国际标准平均90平方米）的合理均价应为27万元左右，中小城市的一套房均价应低于20万元。这就意味着，以“三公消费”占全国财政（2009年为六万亿）的三分之一来算，一年的国家公务员“三公消费”就能建筑750多万套大城市住房。如果购房者自备其中三分之二的房款18万元（这35个大型城市的居民几乎都能承受），用“三公消费”款补贴其中三分之一的房款，那么仅国家公务员“三公消费”一项实质上一年就解决了2，550多万套房，近7，000万大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近一亿中小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只要政府下决心消除“三公消费”，不大规模修建豪华政府楼堂馆所，不搞名目繁多的公务员补贴，用不了两三年我国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房奴”的解放
中科院2009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85%的民众买不起房子。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事求是。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8%，但与此同时我国全年房价涨幅24%，平均每平方米上涨813元 。如果以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的月度涨幅来看更是让人欲哭无泪，这一年间中国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从3，350元左右涨到4，750元左右，涨幅42%左右 ，这一涨幅就连当年疯狂的日本房市和香港房市也相形见绌，自愧不及。根据社科院2009年“住房绿皮书”，2008年中国的大中城市中只有呼和浩特市和银川市的居民有较强住房支付能力，其他城市均在住房支付能力一般及很弱，而2009年的全国房价较之2008年却今非昔比，只怕是现在呼和浩特市和银川市的居民也沦为了“房奴”一族。事实上，如果我国的房地产业是良性运作，政府退出土地投机炒作，我国主要城市的房价至少有60%的降价空间。合理的定价应该是一个城市家庭收入的均值乘以5或6，也就是说，一线大城市的套房均价（90平米）应该在27万元左右；二线中等城市的套房均价应该在20万元左右；三线小城市的套房均价应该在15万元左右。
古训道：“居者有其屋”。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里定义为发展权，民生权 。无屋者则无民生权。笔者自认为“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房奴”也不例外。中国人自然不愿为奴，不愿做任何形式的奴隶，包括“房奴”。不做“房奴”靠银行不行，靠地方政府不行，靠房地产开发商更不行。
“房奴”们如果希望把自己从“房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能靠中央政府和“房奴”们自己。解放“房奴”的办法很多，比如中央制定政策以物业税取代土地财政，征暴利税以求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合理等等；为民施政的榜样也很多，如新加坡，北欧各国等等。当前我国有很多经济学者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当市场失灵时，有形的手就应该介入。当然，解放“房奴”的办法并非本文的重点，它应该是中央政府的关注点。同时很多有识之士和学者也献计献策，提了不少好的建议，笔者就不再画蛇添足。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是否有正确的宏观政策和让每一位公民“居者有其屋”的决心，能真正的在看重房地产业的经济功能时也看重房地产业的社会功能。
2005年至2006年间国务院接连颁布了“国八条”，“国六条”以整顿我国房地产业，遏制房价飞涨，结果是房地产业的混乱越演越烈，房价越涨越高。自从颁布“国八条”，“国六条”以来，以有代表意义的城市为例，中国的房价四年间就涨了近80%，而与此同时英国只涨了6%，而美国的房价下降了12%，日本的下降了15% 。近来国务院又颁布了“国四条”，接着又颁布了“国十一条”，四年后房价还会不会再涨80%？笔者认为国务院是有良好的意愿为民生努力的。“国八条”，“国六条”，“国四条”，“国十一条”都是整顿我国房地产行业，遏制房价飞涨的好政策。问题不在政策本身，问题在执行政策的力度和决心。和世界上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规虽然不算完美，但也相对健全。问题出在地方政府是否能依法为民办事，不择不扣地执行国务院的政策条文。前阵子，南京市政府体察民苦，深知南京民众对捂盘惜售，恶意哄抬房价深恶痛绝，为了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院的政策，公布《南京市商品房屋销售管理办法》草案，称对捂盘惜售的开发商要加大打击力度，一旦发现，重罚人民币最高一万元 。好一个加大打击力度，一万元还不够开发商老爷们一顿饭钱，即便是你重罚一百万，开发商们会觉得这是“逗你玩”，君不见，只要捂盘一个月，一个楼盘就能多赚一两千万？ 这一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公开的鼓励开发商们捂盘惜售。另外，中央电视二台财经频道1月4日报道：自“国四条”，“国十一条”颁布以来，北京的捂盘惜售是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北京市政府在哪里呀？真是中央有政策，业者有对策。是地方政府束手无策，还是另有隐情就不得而知了。依笔者拙见，执行国务院的政策就要不折不扣，动真格的。一旦确证开发商捂盘惜售，恶劣营销，扰乱房地产市场，立马吊销其营业执照，楼盘统统收为国有，然后将这些楼盘廉价配售或出租给贫困家庭。发现一个，破产一个，直至房地产行业变得清廉，健康。我们不用担心“房奴主”们都破产了后无人建房，20%的利润已远远高于国内的其他行业，足以让新的房地产开发商源源而来。只不过，在严格的国家政策监管下，在合理的金融政策调节下，伴随着真正为民谋利的地方政府，新来者将不再是“房奴主”，而是真正的房地产开发商。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直接利益关系，国务院应往各省市直接派驻“国四条”，“国十一条”政策执行督察员，对那些执行国务院政策不力的和没有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的省撤换省委书记和省长，对执行国务院政策不力的和没有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的市撤换市委书记和市长。“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不为民生，养汝何益？ 
曾经有人问笔者:怎样才能让地方政府真正的体恤民苦，坚定不移的执行国务院的政策，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我答:很简单！让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先生们和普通老百姓换位。当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先生们都成了无房户时，当他们的孩子和亲属们都成了“房奴”时，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为民做官就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省长，市长应该是一个省，一个市最后一位拥有住房的人才符合人民公仆的逻辑。当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越来越乱，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原因就是我们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毫不例外的都住在豪华宽敞的深宅大院里。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能像关心自己的住房，关心自己升官进爵一样关心老百姓的住房，中国就不会有“房奴”。没有切身之痛，哪来恤民之心？泰州市纪委书记陈国华说得好：“老百姓冲着我们骂娘，这是因为老百姓还把我们当娘。我最大的担忧是，如果我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继续坏下去，整个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他们还会不会把我们当娘？”
与此同时，“房奴”们也应该自救。首先，你们应该学会简单的算术，以你的家庭年收入乘上六。如果这个总数能够让你拥有一套房，你就买，如果差很多，你就租房。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跟风买房，一方面助涨了开发商的涨价歪风，另一方面也大大的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要为一套房产活着呢？何况你购买的只是50至70年的产权。为奴一生或许你什么也没有拥有。
楼价涨速过快，众多老百姓已买不起房。事实上,随着房价不断地飞涨,老百姓的相对收入却在不断的下降。 1997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整整11%。如果楼市失去了消费者，就成了被连根拔起的禾苗，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出现泡沫。近来有学者列举了全球八大经济泡沫，笔者看来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应列位其首。君不见，我国2009年的房业空置率逼近20%，远远跨过了10%的国际红线，而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很多楼盘空置率达50%以上 。同时又房价居高不下，普通居民无力购房。这真有点象上世纪30年代的西方大萧条，一方面老百姓买不起牛奶，另一方面牛奶商宁可将牛奶倾泻入大海，也不愿降价。从国外经验看，房地产泡沫一旦挤破，对整个经济的危害极大。日本上世纪80年代房价飞涨，政府脸上挂满了繁荣的喜悦，可是到了90年代泡沫破裂，房市崩溃，直接导致日本长达10余年的经济衰退，整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5年日本的房价指数又回归到了1985年的水平，但房市泡沫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破坏至今仍然像黑色幽灵一般挟持着日本国民；近又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绑架了全球经济。当中国的房市泡沫破裂时，会不会又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呢？
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最终是靠民众的住房刚性需求和相应的购买力保证。在住房问题上，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既要激发市场活力，又要防止泡沫涌出，发挥好调控和监管作用，保障民生用地，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时对投机性需求进行抑制，对开发商违规囤地、捂盘销售、假按揭等行为严管重击，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防止房地产泡沫伤及实体经济，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增长 。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
我国“开发企业整体素质差……国家信贷宽松支持了投机……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炒地，土地使用效率低下……。”  考虑到在我国开发商，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割不断理还乱的巨大利益关系，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官员严重腐败的温床，其严重程度已是“积重难返”；或许，新加坡之路是我国“居者有其屋”的唯一出路；80%的居民住房由国家统一规划土地建成（主要建在市区和近郊），然后按高于成本价的薄利价格出售，出租给中低收入者；余下的20%由市场来办，专为富人建房（主要建在远郊和乡镇），因为富人有钱有车。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我国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又降低了基尼指数过大所带来的社会不公。
我常常梦想着杜甫的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