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最受欢迎的讨论房地产的文章是出气的文章，把开发商骂一通，把地方政府骂一通，必定受大多数人的欢迎。这样的文章很不少，看了很舒服，很得意，说出了多数人的心里话。可是对我们理解这个市场为什么出问题，丝毫也不会有任何帮助。真正想把问题搞清楚的是少数，多数人只是找好看的文章欣赏欣赏，消遣消遣。

　　房价为什么高？是买方愿意出高价，不是开发商故意抬上去的。如果开发商手里有十套房，现在有三十个人想买房。在信息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最后的房子必定被出价最高的十个人买去。如果通过拍卖定价（信息充分沟通），价格会定在第十个最高价的水平上。再高一点房子就卖不完，再低一点就会抢着要。

　　相反，如果只有八个人来买房，开发商只能把价格定在八个人出价最低的水平上，而且还有两套房卖不掉。由此可见，房价和成本无关。开发商可能赚很多钱，也可能会赔钱。这取决于有多少人来买房，以及他们出的价有多高。当然，从长期看，开发商供应多少房，他们要看市场。市场旺的时候就多开发些，否则就少开发些。他们有时候会看走眼，他们会赔钱，或者少赚钱。多少从最近几年来的情况看，买房的人非常踊跃，所以开发商能够赚很多钱，他们甚至赚到了暴利。其原因何在，简单说是因为中国的富人手里钱很多。他们的钱又没有别的出路，就去买房。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果常常感到道德在约束着他，就说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的作用远不止于给人约束，道德又是一个人真正幸福的源泉。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后，他内心的愉快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一切观感上的快乐，都有达到饱和的时候，正像山珍海味吃得多了也会腻一样，如果天天吃山珍海味，说不定还会得肥胖病，高血脂，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一切观感的享受都有伴之而来的副作用，开始时观感的快乐大于副作用，随着快感的滥用，副作用终于超过了正作用。此时的人不但没有快乐可以享受，反而堕入了痛苦之中。唯有德行给予人的愉快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越是沐浴在道德的光辉下，你就越是远离了一切烦恼。

　　爱具有不可穷尽的感召力量，可以化解人间的种种纷争和烦恼。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生活得幸福，当然由许多条件决定，但爱人和被爱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有一些人被无限的物质欲望迷了心窍，成了欲望的奴隶，为实现欲望奔波了一辈子，他们既没有真心地爱过人，也从没有被人真心爱过；他们没有尝过爱的滋味，也不知道爱为何物，即使他们有宫殿般的住宅和花不完的钞票，到头来只是一条没有体验过真正幸福的可怜虫。

　　财富分配是个很难的问题，什么叫合理？每个人拿一样的钱就叫合理吗，那叫大锅饭。没有差距不行，差距太大也不行，到底应该差多少，没有答案。财富分配是没有答案的，但是财富创造是有答案的。

　　茅于轼81岁了。“就是耳朵不行”，他的妻子赵燕玲说。昨日，茅于轼在东莞市石排镇接受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他目光澄澈，谈吐清晰，过往因房价言论引起的喧嚣仿佛已经离他远去。听得记者提起任志强被人扔鞋子的事件，他立刻笑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我不赞成这种表达方式。”即使被人称作“书呆子”，茅于轼仍然自甘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了理想才能奋斗，我还赞成全球裁军呢。”

科学地认识收入差距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设置了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用以限制任意将耕地转换成开发用地。从现实生活来看，我国的粮价并不高，国家还要抬高粮价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倒是房价太高。房价高不是建材贵或盖房的劳动贵，而是土地贵。土地供应有18亿亩红线的限制，所以贵。如果允许自由转换，一定会有大量土地转变成开发地。土地供应增加，开发用地也就不贵了，房价也就下来了。虽然这种转换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出让土地的农民愿意，开发商也愿意，各得其所。但是危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国家从全国人们的利益出发要限制这种只顾财富增长的行为。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粮食安全显然比财富增长更重要。这也是一般人想问题的逻辑。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别的数量，比如讲19亿亩岂非更安全？20亿亩又更安全一点。这样推断下去，全国的土地都拿来种粮是最安全。谁也不会要求只顾粮食不顾别的。可见这样的逻辑并不对。换句话讲，粮食安全固然重要，别的土地使用也很重要。想找出一个最合适的耕地数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太多，别的用途需要多少土地也无法计算出来。谁也没有能力计算出一个最优耕地数量。所以结论是只能让市场去决定该用多少耕地。

　　“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谁也不敢忽视。可是安全有一个“度”的界限。无限度的安全只能做宣传口号，于事无补。真正的安全是计及各种利弊的综合。要粮食安全，也要交通安全，还要计及全面的经济发展，缺了什么也不行。这个安全的界限不断在移动。比如在粮食生产上有了科技的突破，单产增加，18亿亩的红线就可以减少一点。生物燃料的发展会挤占种粮用地，全球的粮食供应会减少，粮价会上升，红线就得朝更多的方向移动。这无数因素的作用谁也计算不出来。只能靠市场这台大计算机去求解。

        人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杨佳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有家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一口气咽不下才诉诸暴力。如果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如果分析错误，对策也跟着错，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做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只有能够互相替代的土地供给增加，使得住房的供给增加，才能降低那儿的房价，从而能够降低地价，最后还是房价决定了地价。最终的原因是土地是没有成本的，它的价格完全是对土地的需求引起的。

　　北京某些地段的房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一万多元，上海外滩的房价则更高了，而在中小城市每平方米才两千元。这一区别主要是土地价格不同造成的，许多人分析房价高的原因也说是因为地价高的缘故。那么我们就要问，地价为什么高？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地价？

　　地价是争出来的

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