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销售额数据看，“百亿”地产企业有十三家，其中绿地、中海、保利等三家地产企业销售额分别是435亿、266.11亿（港元，下同）、205.11亿，均超过200亿元，最“接近”销售额达到478.7亿元的万科。

　　从一线企业成长性指标来看，无论是土地储备存续比，还是复合增长率指标，在可预见的三年内，富力、碧桂园、恒大、金地等十几家“第二梯队”企业几乎没有超过万科的可能性。今年以来，土地市场上“地王”重现，频频上演“国退民进”的故事，在国资部门的默许下，诸多央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及较低的融资成本，纷纷进入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房地产业，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那么，央企下属的某些地产企业有没有可能取代万科的行业第一的位置呢？截至2009年上半年，国资部门核准可以从事房地产投资开发业务的企业有16家，其中包括华润置地、中粮地产、招商地产、中铁置业、中冶置业、中远地产等，以及上面提及的中海地产、保利地产。兰德咨询与其中的9家企业有着长期业务合作。根据兰德咨询对央企下属地产企业的长期跟踪研究，除了中海、保利外，其他企业也几乎没有可能超过万科，主要原因是这类企业行业积淀少，重前期投资，轻后期销售，特别是这类企业房地产战略不清晰、不稳定，常常因为上级集团公司主业景气状况而对房地产资源供应有较大的波动性，可持续性较差，更枉论 “偷偷摸摸”地从事房地产的其他企业了。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在未来三年内，可能超越万科成为行业第一的只有绿地、中海、保利这三家地产企业。

　　房地产企业如何突破不同发展阶段的天花板

　　上到国家、社会，具体到企业、个人，不同时期都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房地产企业而言，按照企业规模、发展取向和行为特征划分，可以分为初始阶段、成长阶段、扩张阶段、稳定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知识管理成为当今企业管理的核心。

　　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型员工的竞争。知识型员工是个特别的群体，是一类很难“管”的员工，他们不同于普通员工，他们有其自身的特点，有自己的专业技能，有自己的主见，稍有不满意就可能跳槽。因此如何对知识型员工进行管理，如何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知识型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将新经济的挑战清楚地定义为：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它认为20世纪管理学的最伟大贡献是将产业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而21世纪管理学的挑战则是如何将知识员工的生产力提高50倍。把知识员工看作智力资本，包括他们的版权、研究成果、运作良好的数据库、品牌忠诚等。知识工作也叫智慧资本，它的创造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知识员工的专业判断、主动性和创意等，因此，知识工作的性质有复杂性、不明朗、不肯定而且风险高等特征。这样的工作性质根本无法按照传统企业的组织方式，把工作切块由相关部门按照工作惯例来完成。所以，知识员工的管理给传统的结构化组织管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同时也给企业的各层次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员工被假设为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管理就是对执行者分配任务和考评，这样一来，员工的创造性就难以发挥，知识员工就难以创造价值。要发挥知识员工的价值创造就必须变革传统的管理方式。

　　近年来，伴随着许多企业实力的不断提升，产业范围日趋多元，规模日益扩张，集团化似乎成为一种时髦。通过电视、平面、户外、网络等媒体所能接触到的企业，动辙以“某某集团”称谓者，十之六七。而我们在咨询工作中所服务的客户，集团公司也是日益增多。虽然专业化和多元化的争论依然纠缠不休，但集团型企业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集团跨层次的组织架构也必将是企业跨地域、跨专业经营过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集团型企业相对于单体企业来说，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挖掘各业务板块的战略运营潜力，在不同专业和地域间更好的配置资源，并通过利用集团资源控制及规模化的整体优势，有效抵御经营风险。然而我们也遗憾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集团型企业都能够发挥上述优势，集团战略意图模糊，上下沟通不畅，资源配置不合理，致使主导产业，抑或核心业务活力受到伤害，企业核心竞争力下降；管控模式不当，要么统得太死，要么内部矛盾重重，一盘散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于是，“集团管控”日益成为中国企业界与咨询界的热门管理话题，中国企业集团化管理模式路在何方？集团管控的最佳实践标准是什么？管控模式如何设计？如何合理地分权集权？如何构建集团组织架构？如何让企业驶上快车道而不至于失控？这是很多企业苦苦思索的问题。

　　如果把房地产市场比作一个利益巨大的“大蛋糕”，分配的“利益链”是这样的：

　　【中央政府】有三万多亿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四万多亿房地产销售额支撑着，中央政府可谓旱涝保收。但与地方政府相比，利益毕竟只占小头，而且是间接的。而真要等到类似日本1991年地产泡沫破灭那样的结果，经济和社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灾难性巨变。往轻了说，经济将一蹶不振，社会动荡加剧；往重了说，经济危机很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陷入动乱。（注：下划线部分文字是《联合早报》文章用语）。权衡利弊，中央政府一面调控着，一面观察者，处于“两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地方政府】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是房市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一块地的价格抵得上一个三线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最大蛋糕”的主要制造者和切割者，首先是地方政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地方迟迟未出台楼市调控细则，有的甚至宣扬“补涨论”，用买房落户等政策来拉升房地产市场；有的地方则动辄卖地“造城”——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甚至始终没有停止过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去托市，正式调控能否“明显见效”的症结所在！

　　【开发商】当然属于“利益链”上的另一大受益者。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开发商最终赚取的利润比例，可能高于中央政府，但远远比不上地方政府赚得多，甚至比不上银行赚得多（贷款年利率可能高于项目年平均净利率），当然也比不上购房者房屋增值的比例。

　　【银行】看一看银行的房地产“新增贷款”和“期末贷款余额”数，再乘以同期贷款利率，就知道银行分到了多大蛋糕！（本人怀疑，“三套房贷放开”不排除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放出来的试探气球）

　　【富裕阶层、投机者等】如果说以上受益者是一次性的话，那么持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阶层、投机者，以及已经购房的大量消费者，“无意中”成了长久受益者，甚至可能是最大受益者（潜在收益远远大于寅吃卯粮的地方政府）。这些人有一个共性：买房前，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买房后，希望涨得越快越好！

　　只有一类受害者：所有期待买房或租房的普通民众！

　　4月17日，《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十条）出台，到7月16日，刚好满100天。

　　回顾100天来市场舆论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质疑阶段。国十条刚一出台，即遭到了一片质疑声。特别是那些习惯于批判政府政策的人，从政策出台时机，到调控力度，对国十条更是严加批驳。我不是“保皇派”，而且多年来一直呼吁政府应该从建立产业发展规划出发，构建促进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但“国十条”出台后，像既往一样，我没有加入质疑者的行列。因为对于调控，我始终认为，我们任何一个个体的智慧不可能抵得上国家智囊的集合智慧。而且我始终认为，我等常人不可能知道经济运行及房地产市场的真实数据。只有掌握真实数据的决策者，才最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看来，那些最初的质疑者几乎都集体失语了。

    沿袭“十大”系列文章，兹逐一剖析关于对房地产市场认知的十大谬误。

    谬误１：从1998年房改开始，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市场

    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1998年后的房改，以及前后市场的变化。1998年之所以称之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里程碑，是因为在当年的两会上首次明确地提出将住宅产业作为“两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也由此引发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房地产市场“黄金十年”。但房改并不等同于房地产市场化。在其后的几年里，几乎所有企事业单位都在忙着建房、分房和旧房核价。笔者最后一次享受单位分房就是在1999年。甚至到了2002、2003年，许多中西部城市的机关、实业单位还在继续搭着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中国房地产报》采访文章）

　　1.中国房地产企业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延庆：房地产企业为国民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社会评价并不高。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健康、失衡的仇富心理作祟。但房企也应该反思，为什么为国民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出口加工业却没有受到这种“待遇”？——还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比如通过囤地、捂盘等，人为哄抬房价，且超过了社会平均购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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